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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论文
西方体育人文精神历史内涵的身体观启示
发布时间:2019-08-05 点击: 发布:中国论文期刊网

西方体育人文精神历史内涵的身体观启示

作者:蒋菠 约翰·夸伊 黄巾 来源:哈尔滨体育学院学报 论文栏目:体育论文     更新时间:2019-08-05   浏览次

原文标题:《西方体育人文精神历史内涵的身体观启示》,作者:蒋菠约翰·夸伊黄巾,该学术论文发表于:哈尔滨体育学院学报,2016年1期 ,由论文网在线小编整理。

蒋菠约翰·夸伊黄巾

摘要:采用文献资料等研究方法对西方体育人文精神内涵的发展变化进行了历史梳理。研究表明,西方体育人文精神内涵发展大致经历了:古希腊、文艺复兴、启蒙阶段、新人文主义4个阶段。并对这4个不同历史阶段的身体观进行了探讨。随着体育人文精神内涵的变化,体育实践的形式与运动的方式也随之改变,至始至终都没偏离以“身体活动”为载体的本质。正确认识这一本质,对把握体育发展规律至关重要,也为人们进一步认识体育本质,预防体育异化,挖掘体育人文精神深刻内涵积淀丰富的财富。

关键词:西方体育;人文精神;体育思想;身体观;载体

体育是人类身体与社会实践结合的最佳桥梁。身体既是构成体育实践的物质核心,又是承载体育人文精神的最好载体。西方体育人文精神从孕育到成熟的嬗变过程具有时代先进性。具体来说就是从单一的身体练习发展到多元的“身体、精神、品质”的全面发展;从身体工具理性倾向走向追求主体的价值理性;从生物属性的个人运动提升到社会属性的人文教育。体育人文精神的价值取向始终以身体运动为载体,体育的本质也全面体现在身体这一深刻而复杂的载体上。面对我国当前体育的异化这一现实困境,充分把握身体作为体育运动和精神载体这一原核,树立身心一元论、坚持身体与精神合一、尊重身体的内在尊严,这对我们有效防止身体被沦为工具以及体育本质的继续异化,促进体育事业的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

1.体育人文精神内涵诠释

人文精神通常是指“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精神,揭示了人的生存意义,体现的是人的价值和人格,追求的是人的自我不断完善和自由提升的精神。在整个人类文化中所体现的是:以追求“真善美”的崇高价值理想为内核,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这种人类大文化中的人文精神,通过人类身体活动的方式在体育实践中的全面展现,就是体育人文精神。他用哲学与美学的观点来思考人的生命意义,表现为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关怀和对人的价值的高层关怀,是实现对人类生命的真正关怀。体育人文精神作为体育文化的核心精神,以追求“真善美”崇高的价值理想为源泉,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以“以人为本”,优化人的生活方式和在体育实践中对人性的弘扬与追求,关爱人的身心健康和生命的自由与文明的精神。

2.西方体育人文精神的萌芽阶段——古希腊时期功利的身体练习观

古希腊《荷马史诗》中著名的贵族理想就是“永远争取夺冠,争取超过别人”,这是西方以竞争为核心的标志,西方竞技体育人文精神也由此喷涌而出。在希腊看来,有敏锐思维的头脑或感觉细腻的心灵并不一定就是最理想的人物,只有血统优良,发育健全,肌肉发达,擅长各种运动技能的运动家才是他们所崇拜的英雄。他们不仅崇尚强壮的身体和结实的肌肉,而且更以展示体格之美为荣。

苏格拉底(公元前469-400年)首倡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精神,把对人的自然属性的认识转变为对精神世界的认识。他是最早提出终身运动的体育思想,他根据自己的运动经历认识到身体锻炼是获得强壮和优秀身躯的重要手段。他曾经说过,“人们应该服从神更甚于服从人,精神和肉体的善,都表现为和谐、有秩序,但只有通过知识的积累才能够达到”。他还说:“不能表现身体的力量和美是一种耻辱,每个市民绝不能成为体育的门外汉,应具有最坚实的身体条件,一旦国家危急便能随时挺身而出,尽自己保卫国家的义务”。他还主张采用音乐和体操来造就全面发展的公民。他不仅推崇知识,而且十分赞赏健美;不仅劝告同胞要参加体育锻炼,而且自己也身体力行,用欢快的舞蹈来排除哲学思辨带来的疲劳。

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年)认为人的身体是由肉体和精神的两部分构成,强调提升精神境界比发展身体机能更为重要,身体的物质性被贬低,推崇了精神价值。在著名的《理想国》中,他认为:“保证身体需要的事物没有保证精神需要的那类事物真实和客观”。在对女性的体育教育观中,他认为体育教育为国家培养卫国者,通过身体练习来保卫国家,“女孩和妇女也要知道这一切。做为女孩,她们应练习各种跳舞和训练作战能力,做为妇女,要练习操练队伍和使用兵器的方法。对儿童的培养上,柏拉图强调身体训练模式,认为身体由精神所主宰,“凭一个好的身体不一定就能造就好的精神和好的人格。如果有了好的精神品质,那么就能使天赋的体格达到好的状态。朴质的音乐文化教育则能产生心灵方面的节制,朴质的体育锻炼产生健康的身体”。同时,还认为一个自由人是不应该进行任何被动学习的。因此,他说:“我的朋友,请不要强迫孩子们学习,要用游戏的方法,在游戏中更好地了解他们的天性”。

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322年)从朴素的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提出了与柏拉图完全不同的,“体育先于智育”的观点。在他看来,只有拥有了健康的身体,才能进一步进行知识教育。正是基于这一点,他坚决反对当时斯巴达人的那种单纯的强调军事训练,而忽视智力发展的教育制度。他认为人的最高美德是智力成就和追求安宁平和。因此,“首先应对儿童的身体进行关爱,而后才是精神和情欲,当然关心情欲是为了理智,关心身体是为了灵魂”。他还认为“精神和身体是不可分离的”,提出了身体运动的和谐发展观。他说:“习惯上教育大致可分四种——读写、体育、音乐和绘画,体育锻炼有助于培养人的勇敢”,体育是灵魂净化的主要手段,各部分均是和谐的。在他的教育四分类中,体育已经被单独例举出来。他认为“虽然阅读、书写和绘画在生活中具有多种用途的,但是只有体育锻炼与身体活动才能鼓舞勇气”。他坚信,理性的灵魂必须以健康的身体为条件、基础,因此他说,“既然在教育方面习惯先于理性,身体先于灵魂,那么就应当把儿童交给体育教师和角力教师,这就能分别造就儿童的体质和教给他们身体锻炼的本领”。可见,身体运动在亚里斯多德的思想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也由此产生了体育不仅能促进人的身体、心智、道德的全面发展与提高,还能引导人们接近最高精神境界,接近善本身的体育人文思想。

综上所述,古希腊时期哲学家的身体练习观是功利的、零散与含糊的,主要服务于军事政治,身体只表现出生物属性,通过完成人们对“非凡力量”的崇拜来获得对自己族群的肯定,以及实现统治者挑选强壮士兵的工具。由于古希腊人文理念的推动和影响,体育人文精神的内涵显得“超越和罕见”,他们所确定的身体运动与游戏活动的基调,成为西方体育人文精神发展的思想源泉。

3.西方体育人文精神的时代开启——文艺复兴时期自由的身体运动观

文艺复兴时期身体运动作为体育人文精神的载体已进入了学校,成为学校体育教育中培养人的重要内容之一。身体的自由化与生活的自然化就是主体生存的最大意义,体育为学校教育而来,充当主动适应的角色。弗吉里奥(1349-1420年)是第一个系统阐述体育身体运动教育的思想教育家,他认为:“文学和军事训练是最适应于君主的两门主要的自由学科”。他在《论绅士的教育》中提出了博雅教育,认为教育应该是培养充满世俗精神,得到全面发展、身体和心理俱健的人。他认为教育者应首先具备的一种品格就是竞争精神,竞争精神是人的天性所决定的,因为这一天性就是渴望得到荣誉与赞扬,身体运动与竞技本身是不含恶意的对抗。他的身体运动思想由维多利诺开始实践。

维多利诺(1378-1446年)认为:“人的全部光荣在于身体的活动”,他创建了孟都亚宫廷学校,即所谓的“快乐之家”并以此来进行人文主义教育,被称为“仁爱之父”。在学校里他非常重视身体的锻炼,倡导身体与知识并重,认为:跳舞、赛跑、游泳、游戏等锻炼方式非但不会损害身体,相反可以促进学生的健康发展,他意识到健康的精神寓于健康的体魄中。在他对人性的发展和理想教育的理解中逐渐形成了对体育的重视。他认为:“人的发展除受文化教育外,还应包括身体的教育。理想的完美教育也应包括身体锻炼在内,不只是对精神的培养。身体运动与训练的目的不光是为了使学生获得某种项目的运动技能,更多的则是为增强学生的体质,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的精神,磨练学生坚强的意志”。在此,他奠定了体育人文教育的身体运动理论与实践。

这一时期身体运动已成为体育人文精神的基本载体开始进入学校,身体已经从客体转向了身体的主体地位,身体的功利化与工具化倾向回归到了生活的本来面目。已从古希腊时期的保卫城池的军事化身体练习中独立出来,形成了初步的身体运动理念,真正成为自由的为了学生自身发展、促进学生体质健康与锻炼强健体魄的手段。

4.西方体育人文精神价值取向的确立——启蒙运动时期以教育为目的的身心一体观

启蒙运动时期是现代西方体育重大思想的产生时期。体育人文精神的价值观基本被确立为“身心一体”:认为人的身心是一体的,是互为作用的,身体与心理密不可分,身体锻炼不可能离开品德修养,品德修养的提高有利于运动技能的发挥。反对身心二元论观点即把身体锻炼与心灵培养分离开来。体育要透过身体在教育中得到思维确认,而身体在体育中进行主体追求,身体勾勒出体育人文精神内涵演变的意义图景。教育家夸美纽斯(1592-1670年),捷克17世纪资产阶级民主教育家,他建立了著名的泛智学校,主张泛爱主义、泛智主义和自然适应原则,同时他也十分重视保持身体的健康强壮,他说:“我承认,有些人的身心生来就很坚实健康,用不着别人多少帮助。他们凭着与生俱爱的天赋力与体质,做出伟大的事业,但这样的人是不多的”19j。身体健康是他实施教育的首要部分,他要求家庭和学校都必须保证学生有规律、有节制的生活和学习,合理安排学生的运动与休息时间,使他们养成强健的身体以促进其心灵智慧的发展。

洛克(1652-1704年)提出绅士教育,构建了身心一体化的教育体系。他说:“我们要能工作,要有幸福,必须先有健康”“凡是身体和精神都健康的人就不必再有别的奢望了,身体、精神有一方面不健康的人即使得到了别的种种,也是徒然。”从这些引语中我们可以看到洛克指的健康是以身体为基础的。在他看来,体育中的骑马、跳舞、射击等身体活动可以令人动作“舒展优雅”。他提倡儿童应该从小就开始锻炼身体,并用自然的方法和手段来进行各种锻炼,要养成好的健身习惯。他还在教法上强调:“不要把世上所有的运动技巧都全部教给学生,而要让他们热爱知识,尊重教师,在运动实践中引导他们采用科学合理的方法去探求、去提升他们自己”。

卢梭(1712-1778年)法国启蒙运动时期思想家、教育家,在《爱弥尔》一书中,用文学的形式,对体育人文教育进行了理论构建,推动了人们对体育人文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他认为感觉器官——身体,是儿童获得知识的重要工具,儿童通过各种感官积累丰富的感觉经验,为他们在下一阶段发展智力和判断力打下基础。因此,他特别强调感官训练,尤其是对身体素质的训练——身体的教育。通过体育实践来真正实现的作为体育人文精神的载体。他把体育实践看作是一切教育的基础,“教育最大的秘密是能使身体锻炼和思想锻炼互相调剂”。他还指出,在体育锻炼中,首先应当培养智力所需要的体力,明白自己身体同周围物体的关系;其次应当通过体育锻炼来磨练人的意志,学会怎样掌握适合于人们的器官使用的自然工具;再次应当在体育运动中培养人的优良品质和求实精神。因此,他提倡培养人的身心两健。

这一时期西方体育人文精神价值取向已基本确立,强调的是以教育为目的身心一体的自然体育观,体现的是人在运动中达到身心的最大快乐。这一价值取向制约运动中主体(人)身体的工具化、物化,很好地维护了他们的主体性尊严,保障他们的身心健康,促进体育实践的健康、和谐、可持续发展。因此,体育人文教育实践中的乐趣因素也被充分认识和提倡,“体育趣味”成为开创体育新文化运动的巨大推动力,为体育运动的广泛开展提供了更为强大的思想和自然基础。

5.西方体育人文精神内涵的拓展——新人文主义时期德智体协同发展的身体社会观

18、19世纪是西方新人文主义的发展阶段,其特点为:“新人文主义教育的最高原则是发展个体自由,其根本特征是要从人的身体中来提炼完整的人(即身心健全,灵肉统一的人)、认识人,强调用人类精神文明的一切成果来陶冶人、感染人、教育人”。康德、费希特和斯宾塞作为新人文主义时期的体育人文教育家、思想家,提出让体育进入社会,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身体社会观。康德(1724-1804年)认为:体育运动中力量和技艺、敏捷和自信,都是必须共存于身体这一载体中,这样才能培养出全面的人。他在《论教育》中讨论了投掷、秋千、捉迷藏、风筝等游戏的作用,将身体训练与儿童对社会的适应能力相结合的问题。在他看来,身体以一种社会化的符号而存在,体育运动是人的一种社会价值的具体体现。

费希特(1762-1814年)在对身体运动的认识中,强调将身体力量向精神境界转换,让体育运动中的身体都在文化呈现的过程中表述着自身独特的本质力量。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中指出:体育的实施必须符合学生的生理发展规律,使他们的身、心、智发育同步前进,以增加健美,并适时地陶冶各自的个性。利用体育培养学生的吃苦耐劳和努力奋斗的优良习惯,将体育运动实践与人格塑造紧密联系在一起,实现与社会同步发展。

斯宾塞(1820-1903年)在《教育论——知识、智育、德育和体育》一书中以“体育”作为题目,与德育、智育并列起来进行讨论。指出“生命的科学尽管还不是很细腻,但还是了解了一切生物体进化与发育上的基本原理。他提出了科学锻炼身体的思想,只有懂得人体发展的自然规律,使用科学的方法,才能做到讲卫生,保持和获得健康。他的思想已经远远超越了洛克、卢梭的自然体育境界,真正意义上地从科学锻炼身体的角度来认识体育。

至此,西方体育人文精神的内涵已超越了个人,已经从身体的个人属性上升到社会属性。身体的元素被社会生活中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所塑造与建构,以一种社会符号进入了社会,表现了身体用来诠释社会原则和文化内涵以获得物质资本和文化资本的能力。体育人文精神便在这样的符号显现中从各自不同的视角阐释着自身的载体属性,拓展着自身内涵,而成为社会语境中独树一帜的身体符号。一个社会化的、大众化的、科学化的西方近代体育人文精神开始形成。

6.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早期的西方体育人文精神历史内涵是零散的、对身体练习的要求是单一的、服务的对象是不确定的,系统价值体系尚未形成。从历史发展的视角中我们可以探寻到西方体育人文精神内涵从萌芽阶段、时代开启、价值取向的基本确立到内涵的拓展阶段大致经历了古希腊、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新人文主义四个时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从体育人文精神内涵中折射出不同的价值取向:有为军事政治服务的功利价值观、为促进个体健康发展的自由练习观、为教育服务的身心一体观、以及德智体全面协同发展的身体社会观。这些价值取向对身体的选择从最初具有功利性服务于军事政治的、被动的工具客体到走向世界的促进人的德智体全面协同发展的社会主体。身体主体性的确立标志着“以人为本”“灵肉统一”、全面促进人的身心发展的体育人文精神价值体系已基本完善,在这些价值体系中自始至终都蕴涵着身体的元素,任何一个价值的实现都是以人的身体为载体,都离不开身体这一原核。

形成系统性价值体系后的体育人文精神中的“身体”元素,已经不是早期人们所关注的生物性、物理性与工具性的身体元素,而是社会性的身体符号,具有主体性。在我国当今体育本质日益异化的现实社会困境中,给我们带来了三个启示:首先,身体只有放在具体每一天的体育实践中才能被真正地理解,它是体育认知的核心载体,是与体育联系最为紧密的社会文明现象之一;其次,身体是一个承载着历史意义和社会符号的标志系统和社会比喻,不仅是体育发展的起点,更是体育发展的终点;再次,身体不仅能形成力量、坚强、拼搏、竞争等特性为核心的身体符号系统,而且还反映出一定的社会权力关系,具有主体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概而言之,身体是一种社会性实践,也是一种社会符号,更是一种权力关系。无论身体是社会认知能力的突显还是社会符号的价值突显,体育人文精神的内涵都将在身体这一深刻而复杂的载体上全面体现。因此,我们应把关注独特的社会实践活动——体育的目光从竞技夺标、比赛获奖、锦标主义中回归到人的“身体”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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